要有應對更困難局面的準備，短期政策應集中于“恢復”“救助”“避險”

國內疫情已經控制住，開始打掃戰(zhàn)場。經濟前所未有地幾乎停擺了一個多月，三月份逐步恢復，一季度仍會一定幅度的負增長。原來估計，二季度恢復正常增長，三四季度加一把勁，有可能大部甚至全部補上一季度的增長缺口。但從近期情況看，美歐等國疫情進入加速上升階段，政府應對由前期的寬松模式被迫轉為某種嚴控模式，經濟部分或幾乎全部出現(xiàn)停擺。美歐二季度負增長已成定局，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問題只是多大程度。資本市場大幅下跌后，是否引發(fā)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還需要觀察，但可能性明顯上升。除發(fā)達國家外，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會不會出大的問題，也需要關注。

另一個不確定性是，在海外疫情應對模式下，即使回落，恐怕難以像中國這樣短期內清零，會不會出現(xiàn)一個長的尾部。若如此，疫情將會延續(xù)到下半年，甚至跨年度，對經濟的沖擊就不是短期的。

全球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果說疫情對經濟的第一波沖擊是一季度的階段性停擺，第二波沖擊將會是此后兩三個季度的外貿大幅下滑，或許還有金融沖擊。這樣對大的增長格局需要重新評估。在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能夠穩(wěn)住，保持一個適度的正增長，就是很大的勝利。

這次疫情引起的經濟下滑與以往由于經濟內部出問題導致的下滑明顯不同，短期經濟政策要對癥下藥，集中于“恢復”“救助”“避險”。

“恢復”就是把被疫情打斷了的產業(yè)循環(huán)和經濟秩序恢復起來。近期復工復產中的困難，有人說是需求問題，有人說是供給問題，其實兩邊都有問題，因為循環(huán)鏈條被打斷了?！熬戎笔菐椭切┨幘称D難、甚至日子過不下去的企業(yè)和個人，重點是中小企業(yè)和低收入人群。這也是恢復經濟秩序的一個部分?！氨茈U”就是防控經濟中已有結構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風險，防止老矛盾引出新問題。

當務之急是盡快恢復正常產業(yè)循環(huán)和經濟秩序，重點是使受沖擊最大的服務業(yè)轉起來。對疫情已不是當初的未知狀態(tài)，應能說“可防可控”了。重點放在防止外部輸入上，即便出現(xiàn)個別病例，應完全有能力控制。要把防止把過度防控等同于政治正確的傾向。

貨幣政策應注重兩個目標，一是經濟運行保持充足的流動性；二是適度降低融資成本。近期央行已經采取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還有較大政策空間。這一點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財政政策應致力于紓困，通過減免稅費降低中小企業(yè)的固定成本，對疫情沖擊大的群體、低收入群體，特別是無工作即無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發(fā)放貨幣補貼的方式。

以往遇到經濟下滑，習慣的做法是政府拿錢搞基建，以提振需求，但這種傳統(tǒng)刺激辦法對上面提到的“恢復”“救助”針對性不強，而且通過增加負債搞基建項目，還會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債務風險，并非“避險”。

新基建前程遠大，但要遵循市場規(guī)律和產業(yè)規(guī)律

近期熱炒的“新基建”，與中央原有的提法相比，已大幅擴容。要防止把新基建當個筐，什么都往里裝。

新基建的內容，有關媒體列了七項。城市軌道交通、特高壓其實是搞了多年的老基建了。城市軌道交通，也就是通常說的地鐵，改革開放前就有了。前幾年有的地方軌道交通項目被國家叫停，原因是超出實際需求且負債過高；特高壓優(yōu)缺點都較明顯，此前也有不小爭議。把這兩項算進去，確實勉強了。5G和充電樁很有前景，但要與服務對象的增長相適應。5G應用已經起步，但深度使用需要垂直領域應用場景的逐步拓展，這一點華為的任正非先生有清醒認識，說的很到位。充電樁所服務的電動汽車面臨著補貼退坡，當下正處在一個發(fā)展的瓶頸期。至于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yè)互聯(lián)網、物聯(lián)網等，都屬于信息產業(yè)或其中某個細分領域多少具有平臺特性的部分，貼一個“基礎設施”的標簽未嘗不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稱其為數字基建。

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確作為新基建主體的數字基建與“鐵公機”類的老基建在技術屬性、投資方式和運行機制上的明顯區(qū)別。

首先，數字基建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話）不是公共產品，是企業(yè)經營的商品（或經濟學所說的私人產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屬于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

其次，相應地，主要由企業(yè)投資而非政府投資建設。企業(yè)投資就會有硬的預算約束，要講究投資回報；

再次，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一條， 新基建大都是成長中的新技術，技術路線和市場前景不確定性強，投資風險更大。一旦選擇失誤，大量投資就可能打了水漂，所以較多采取風險投資方式。政府最好不要直接插手，交給企業(yè)和市場選擇才是明智之舉。相比之下，老基建雖然也有低效率問題，但通常確定性強，比如從市區(qū)到機場，修一條高速路不會錯到哪里去的。

把這些問題說清楚了，政府在此過程中應該做什么也就清楚了。新基建前程遠大，真心要把新基建搞好，首先要給其營造一個正常的發(fā)展環(huán)境，主要是企業(yè)自主決策，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預，不添亂，多包容，重點促進和維護公平競爭，提高監(jiān)管水平，提供有效，提升相關人力資本。

以數字基建為主的新基建，本質上屬于新技術驅動的新產業(yè)，發(fā)展快一點還是慢一點，要遵循市場規(guī)律和產業(yè)規(guī)律，不大適合作為短期刺激政策工具；要防止一哄而起，“運動式增長”，留下一堆無效投資和爛尾工程；也不需要受到某種產業(yè)政策的照顧，拿補貼、吃偏飯，搞出新的不公平競爭；少一些概念炒作，多一些專業(yè)深度研究，即使資本市場需要概念，也應遵守客觀、專業(yè)、審慎原則，否則投資者是會受到傷害的。這方面以往的教訓太多了，如能有所汲取，將有助于把新基建這件好事辦好，在高質量時代有所進步。

著眼點、立足點要從刺激政策轉向結構性潛能

經濟遇到困難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還有沒有更合理且管用的辦法？觀察和解決問題的思路要有一個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過去十年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到2019年為止，增速還在6%以上；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平臺后，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這樣的增速明顯高于美歐日等發(fā)達經濟體。前段時間討論中國經濟增速，一種觀點主張通過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國遠高于發(fā)達經濟體的增速靠的刺激政策，那么發(fā)達經濟體這些年空前寬松的宏觀政策至少也應該將其增速搞到6%以上。

我曾經用一個例子說明宏觀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觀經濟如同一個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會出現(xiàn)波動，宏觀政策可以使這種波動減小，但水深由2米變成1.5米或1米，或者反過來，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觀政策是無能為力的，而要靠結構性潛能。

中國經濟遠高于發(fā)達經濟體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這種結構性潛能，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后發(fā)優(yōu)勢，通俗地說，是作為一個后發(fā)經濟體，在技術進步、產業(yè)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fā)展?jié)撃?。在中國高速增長期的相當長時期內，高增長靠的是高投資，而高投資主要由基建、房地產、出口等驅動。經濟由高速轉到中速，這些結構性潛能逐步減弱。轉入中速增長期后，需要有新的結構性潛能替代，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增長動能轉換。

發(fā)達經濟體增長對宏觀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賴，因為它們的結構性潛能已經很少了，增長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動，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車老了，換個新的，等等，靠邊際更新維持經濟增長。美國在發(fā)達經濟體中增速相對高一些，一是有創(chuàng)新，大部分創(chuàng)新首先出現(xiàn)的美國；二是過去一些年有移民，帶來了更多的需求和低成本供給。如果中國某個時候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維持增長，應該是已經進入低速增長期了。

所以，對現(xiàn)階段的中國經濟，不論是短期內應對疫情沖擊穩(wěn)增長，還是未來一個時期保持中速增長，著眼點、立足點都應轉到結構性潛能。我們還有結構性潛能可用，還沒有到山窮水盡、不得不主要依賴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時候都會有宏觀經濟政策，但在促進增長意義上，這類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對次要的，且應與結構性潛能相配合。平時都在講中國仍處在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但一遇到問題還是盯住刺激政策，多少有點令人費解。正因為如此，調整觀察和解決問題思路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