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時，一些西方國家采用相對“簡單粗暴”的方式：給窮人發(fā)錢、向富人征稅。但最近30多年來，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fā)后，西方國家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甚至重回歷史高位。

　　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同樣有著縮小城鄉(xiāng)、區(qū)域和收入差距的要求。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中國推進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論”，如果簡單地把“共同富裕”理解為收入拉平，不僅不符合實際，而且還有很大危害。中國的共同富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發(fā)展，還需要全面考慮人的健康、受教育和發(fā)展機遇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收入的平等。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全球特別是歐美國家財富不平等正在加劇。您認為，過去幾十年全球貧富差距情況如何?

　　李稻葵：西方學者一般認為過去30多年間，全球不平等的情況加劇了。主要有三方面解釋：

　　一是里根、撒切爾政府等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放棄了很多傳統(tǒng)政府的作用，比如：削弱工會，直接傷害了勞工階層的利益。

　　二是過去三四十年，站在西方角度看，全球化過程中，資本流向發(fā)展中國家，工作崗位也被“帶跑了”，因此發(fā)達國家如美國的勞工工資下降。這是目前最流行的觀點。

　　三是隨著技術進步，高技能人群受益更大，收入增長迅速，而低技能人群的收入上不去。同時，高技能人群“扎堆”，出現疊加效應，例如硅谷和華爾街在一起，收入提升更快，加劇了不平等現象。

　　這一說法的局限性，就是沒有考慮中國這個變量。如果只論西方國家，近年來其收入分配情況的確是惡化的。如果把中國計算在內的話，過去三十多年間，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情況其實反而下降了。因為占全球約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曾屬于最不發(fā)達國家行列，現已實現全面小康了。

　　中新社記者：貧富差距拉大會引起哪些問題?

　　李稻葵：貧富差距或者收入差距本身其實是一種客觀的外在環(huán)境，就像溫度一樣。真正對社會造成影響的是人對這種環(huán)境的主觀感知。覺得“別人過得比我好”，會產生一種不公平感。有這種感受的人可能發(fā)帖抱怨或躺平不干，更嚴重時甚至會有搶劫等犯罪或極端行為。美國社會出現的一些動蕩就來源于此。

　　但同樣收入差距都很大時，相當于在同樣冷的天氣下，有的社會“感冒發(fā)燒”，而有的就不會，這就取決于一些制度安排，能否改善人們的主觀感受。

　　所以，收入或者說財富是否平等，除了外在的表象，每個人內心的感受同樣重要。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在人的認知中，形成一個良好的、公平的社會預期。

　　在實踐中，如果將共同富裕狹義理解為解決收入差距的“唯收入論”，在認識上的誤導性極大。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推進共同富裕核心在哪?

　　李稻葵：人與人從本質上來看就是不平等的，有身高的不平等、智力的不平等、相貌的不平等、體育天賦、文藝天賦的不平等，以及各種能力的不平等等，但這并沒有產生過多的社會矛盾，因為人人知道這是客觀形成的。

　　通俗來看，經濟社會發(fā)展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類似設計一種游戲規(guī)則，讓每個人即便有那么多的差異，都有公平參與游戲的機會，“大家都開開心心，愿意來玩”。而不是讓部分人感覺游戲太難了，不愿意參與，甚至走向對立面，破壞游戲規(guī)則;也不是懲罰高級玩家，逼他們退出。

　　因此，共同富裕的核心，首先是機會平等。給所有人一個公平的全面發(fā)展機會。

　　其次是托底和保障。對于那些天生在社會競爭中處于不利位置的人，要給予相應的支持或者補償。讓所有人只要付出努力依然能有屬于自己的收獲。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共同富裕不能“唯收入論”?

　　李稻葵：兩個原因：其一，如果搞“唯收入論”，如一些西方國家那樣，直接給窮人發(fā)錢，難以解決根本問題。疫情暴發(fā)后，美國等不少國家就是這么做的。但很多問題是超越收入分配的，比如精神層面的空虛、孤獨等等。

　　例如：美國很多流浪漢，完全可以憑勞動養(yǎng)活自己，但因為各種原因依然露宿街頭。根本問題還是出在精神層面。中國的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層面的共同富裕，所以要避免“一切用錢搞定”，只給錢，不管其他。

　　其二，如果搞“唯收入論”，就會簡單地把中國的基尼系數和國外進行對比。這個錯誤就類似比較北京和洛杉磯冬天的溫度，來衡量兩個社會是否健康或者先進。但這樣的比較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同樣溫度下，有的社會可能生病但有的則不會。

　　中國基尼系數雖然偏高，但主要是城鄉(xiāng)差距。收入水平最低的人，大量在農村生活，并沒有進城，而農村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所以，對貧富差距的感知并不那么強烈。

　　中新社記者：中國為何在此時強調推進共同富裕?

　　李稻葵：從國際經驗來看，當某一經濟體發(fā)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條件、有基礎來解決一些兜底問題。此時，人們也會更加重視社會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更需要在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民生領域得到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意味著不能僅把眼睛盯在經濟發(fā)展上，而是要解決更高層次的發(fā)展問題，提升民眾的獲得感、滿足感。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國推進共同富裕該怎么做?

　　李稻葵：當下最重要還是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縮小城鄉(xiāng)差距和區(qū)域差距，狠抓新農村建設、鄉(xiāng)村振興。其次是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均等化水平，比如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等。第三才是縮小收入差距。這不僅是要關注勞動收入的差距，更需關注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差距。

　　中新社記者：是否應該借鑒西方的做法對富人多征稅?比如：推行高額的遺產稅、房產稅等財產稅?

　　李稻葵：這在短期，甚至未來10-20年是不適合中國社會的。中國社會跟日本、美國等有很大差別，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非常強，很多時候是為了給父母、配偶、孩子留下生活保障而奮斗。所以在這個背景下，開征遺產稅等，那很多人就不高興了，可能選擇提前轉移財產，甚至“不玩了”，這就激化社會矛盾、違背共同富裕的初衷了。

　　只有當政府已把養(yǎng)老、教育、醫(yī)療等公共服務搞好，人們沒了后顧之憂，征收這一系列財產稅的條件才更成熟。

　　中新社記者：中國推進共同富裕有何世界意義?

　　李稻葵：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義更重大。小康社會的借鑒意義主要是對發(fā)展中國家或者新興市場國家。而共同富裕，對西方發(fā)達國家，更有借鑒意義。

　　共同富裕的課題，發(fā)達國家也沒有解決好，比如此前談到的有些國家陷入“唯收入論”。如果中國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那么由此形成的中國經驗將造福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