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浙江大學出版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在北京共同舉辦“大轉型時代的中國：贏在轉折點”座談會。來自國家發(fā)改委、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中國勞動學會、中銀國際研究公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圍繞“經濟轉型大趨勢”“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前景”“經濟轉型與結構性改革”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以下為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發(fā)言：

　　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會議，中國經濟轉型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叢書基本上全都出齊了，表示祝賀！我作為叢書的顧問和其中《新常態(tài)下的區(qū)域經濟大變局》一書主編，也做了一些工作。這套叢書是“十二五”規(guī)劃的重點圖書項目，對經濟轉型和經濟發(fā)展，特別是對理論上的一些爭論和不同看法，將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作用。

　　剛才前面兩位發(fā)言人講得都很好，我聽了很受啟發(fā)。福林同志講我們要贏在轉折點，并把今天的轉折點和38年前的轉折點做了比較，我覺得很好。

　　一、明確轉型的基本方向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轉折點很清晰，就是要從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F(xiàn)在我們依然圍繞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心工作并沒有變，那么這個轉折點主要指什么內容？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績。但是由于沒有經驗，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難免走了一些彎路，積累了很多問題，面臨嚴峻的社會矛盾。今天到了不得不轉型的階段。

　　在肯定改革開放取得成績的前提下，我們經濟存在的問題，概括起來有五點：一是過多依靠投資，二是過多消耗資源，三是過多依賴外貿，四是過多損害生態(tài)，五是過分壓低勞工成本。但是不少經濟學家在總結前階段問題的時候，講前四個問題多，講過分壓低勞工成本問題少。

　　我們要向什么方向轉型？按照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精神，應該轉向“資本投入高效、能源資源節(jié)約、國際貿易平衡、生態(tài)環(huán)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務均等”的發(fā)展軌道上。這個轉型，就不僅僅涉及經濟層面，而需要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五位一體配套推進。深層次的問題是結構調整，而結構調整必然觸動利益格局，不深化體制改革，不壯士斷腕是難以推進的。

　　二、妥善處理促轉型與保底線的關系

　　當前，一個重大的問題是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速這兩個關系怎么處理好？主流的觀點是對經濟增速應提出一個底線，我認為值得商榷。

　　首先，經濟增速目前就是以GDP指標衡量，而GDP指標在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發(fā)展規(guī)劃中，明確是預期性指標，不是約束性指標。如果底線還是預期性的，那實際上就沒有底線了。如果底線是“硬任務”，那底線就是約束性指標了。改頭換面之后，GDP依然是約束性指標，這樣堅持下去，就很難給去產能、調結構預留合理的空間。

　　其次，只要有一個底線，到了地方政府層面，不僅變成了約束性指標，而且成了政治任務。圍繞保底線，今年要完成多少投資，黨政工團齊動員，各方面想方設法找投資、找項目。這種例子全國各地多得是。在這種情況下，讓地方政府官員調結構，去產能，真的很困難。各地都圍繞著完成底線做文章，現(xiàn)在爭上石墨烯、機器人，幾年前爭上光伏、風電設備，再早爭上鋼鐵、石化、水泥等等。正如恒山同志所說，一窩蜂就是這么來的。根本性的問題、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2004年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出是要警惕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和企業(yè)的利潤沖動，這兩個沖動結合起來造成中國的產能過剩。很遺憾，這個問題 至今也沒解決好。其實企業(yè)有利潤沖動是正常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不正常的。如果有底線，地方的GDP政績沖動依然還是很大。當然不是說經濟增幅越低越好。關鍵是經濟的增長靠什么來支撐的？要靠轉型來支撐，要靠新動力來支撐。否則，你提底線，我就可以再搞房地產。如果6.5的底線是靠地方房價暴漲來保的，這樣的底線一點意義都沒有，只會起相反作用。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是中央明確的任務，其中去庫存主要是指房地產庫存過多，結果房價還瘋長。對這個問題，應該進一步地深入考慮。

　　我也注意到很多經濟學家論證6.5已經低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了，樂觀的專家認為中國今后二三十還有8%、9%的潛在增長率。按這種預測，宏觀調控就應當加大刺激力度，加產能、加杠桿、加庫存。我覺得這些潛在增長率的爭論在學術上可以去爭論，比如蔡昉講的中國潛在增長率就低得多，而且會逐步降低到3%、4%。在現(xiàn)實經濟工作中，我們不如老老實實地研究，投資效益提高了沒有？生態(tài)環(huán)境改善了多少？能源資源合理利用了沒有？按共享發(fā)展的理念，普通勞動者是不是合理分享了經濟發(fā)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朝一個什么目標來解決？是全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是京津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等。

　　所以我很同意剛才福林同志提出的，不要把GDP作為一個硬性指標，而是要圍繞轉型的需要推進改革。福林同志也知道，我在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的多次會議上提過建議，希望淡化并終止對各省的GDP指標考核。